50年代最牛画家从不卖画画作随手赠予读者是李叔同得意门生

  丰子恺(1898—1975)以朴实却蕴含哲理的漫画及散文著称,李叔同(弘一法师)是他年轻时的导师。丰子恺17岁时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做预科生,李叔同担任音乐教师。在丰子恺的记忆里,李先生高高瘦瘦,身穿整洁的黑布马褂,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表情威严,“温而厉”。

  丰子恺受李叔同最深的影响就是“认真”两个字,他在《怀念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写道:“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后来丰子恺连一些小习惯也要模仿李叔同,比方说写信时先写信封,边写边说:“弘一法师就是这样子的。“

  丰子恺喜欢吃素,一点儿猪肉也不吃,但是吃些海鲜,酷爱吃蟹。别人问他,煮蟹不是很残忍吗?他说:“口腹之欲,无可奈何啊!单凭这一点,我就和弘一大师有天壤之别。”

  1918年,李叔同皈依佛门前,把一些书物赠与丰子恺,其中有一包照片,是李叔同过去生活中的旧照,丰子恺把它们珍藏在老家浙江省桐乡县石门镇的“缘缘堂“。

  抗战爆发后,丰子恺带着一家老小颠沛流离,一路跋山涉水,又是乘船,又是长途汽车,又是火车,一路把头发都逃白了,逃到遵义,住了好几年,随后去了重庆。弘一法师的那包照片没来得及带走。丰子恺万分遗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记述”缘缘堂“被毁经过,怀念那些弘一法师的遗物。

  数年后,丰子恺接到“天津某居士”的信,内附弘一法师给丰子恺的那套照片。原来,这位居士叫张伯麟,当年曾写信给丰子恺,请求复制弘一法师早年的照片,丰子恺慷慨地将照片寄往天津,张伯麟翻印后将原件寄还。张伯麟在报纸上看到丰子恺的文章,专门重印了一套,设法找到丰子恺的地址寄了过来。照片失而复得,丰子恺万分惊喜。

  丰子恺喜欢江南,抗战胜利后,一家人从重庆坐长途汽车回到上海,路上走了好多天。到上海后,住在广西路福州路口的石库门,一家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上海的中国画院请丰子恺去当领导,他再三推辞,后来“三顾茅庐”,才同意。就是在这段时间,丰子恺顶下了长乐邨联排别墅里的一套房子,取名为“日月楼”,在这里一直住到去世。

  在李叔同那里,丰子恺学会了写生画法,打定主意专心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丰子恺画画很简陋,随便趴在一张小课桌上就画起来。墨不讲究,砚台也不讲究,人家送给他一个端砚,他随手送给别人,毛笔只有狼毫没有羊毫,好坏也不计较,用完后也不清洗悬挂,而是饱蘸墨汁,再套上铜笔套。画画之前他会拿木炭条布局勾一下大致位置,后来有人看见他的画上有木炭条的痕迹,就说是赝品,哪有这么有名的画家画画还用木炭条的?他的女儿丰一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解释这个事,但后来有人再造假画的时候,反而会用木炭条。

  60年代,丰子恺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来,偷偷画画。《护生画集》第六集100幅画就是偷着画完的。他亲手糊制了牛皮纸大袋子,说要“交爱我者藏之”,分别送给了他最喜欢的弟子胡治均、儿子、孙女、外孙女各一套。

  李叔同不仅教丰子恺音乐、绘画,还教他做人。丰子恺家的信箱中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热心读者希望丰子恺能够赠画给他们。在今天看来,这属于“无理要求“,但丰子恺一般收到这样的信件,都会在一个星期内就画好,回寄给人家。50年代以后丰子恺就不卖画了,他生前没有人买过他的画。

  丰子恺在教育子女方面十分独特,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从不要求孩子们做什么,而是任由他们根据兴趣自由发展,永远不使其失却童心。他只喜欢孩子,孩子长大就“不喜欢”了。

  如果碰到蚂蚁搬家,丰子恺教育孩子不能伤害它们,还要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这叫“护生”,他的《护生画集》就是这个意思。他在《护生画三集自序》中说:“护生者,护心也。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他的很多画都是来源于儿女的嬉戏,看到哪个孩子有个有趣的举动,就马上画下来。

  当年他在桐乡设计建造“缘缘堂”,也是处处为孩子着想。“缘缘堂“空地上有滑梯、跷跷板、沙坑、跳高用的架子,院内还有竹子、大树,亲友的孩子们都来玩,把这里当做公园。

  50年代末,丰子恺的幼子丰新枚考入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丰子恺经常给儿子写信,其中一封写道:“明年4月,全家都去北京,回来时去游天津。天津确是个好地方,我向往已久,因为李叔同先生在天津出生。”

  上海淮海中路与陕西南路交口处不远,有几幢西班牙式联排别墅,正是丰子恺当年住过的长乐邨,这里有七排洋房,129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是两到三层的坡屋顶房子,丰家的“日月楼“在39弄93号。前些年,丰子恺的后人多方设法购回”日月楼“的二、三两层,经整修复原为“丰子恺故居”,曾一度对公众开放,后来因为邻居有意见而关闭。(文:何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