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四年这个星球上再也没有故乡

  时至今日,我依然能想起六年前我坐在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听见“飞机即将降落在洛杉矶机场”时的心潮澎湃:那是一种想学电影里,站起来挥动双手大喊“USA”的激情。

  我去美国念本科,专业是历史哲学。也是因为想学历史哲学,我选择了美国。那时的我认为美国拥有有开放的社会氛围和优良的哲学传统,因此学文科,应当去美国。我没有考虑移民和就业问题,求学的目标单纯是为了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培养自己的修养见识。

  六年过去,我回了国。面对很多人咨询我去美国的见闻和想法,我都会陷入沉思。因为话题太大,三言两语难以说清。这些年也有很多的变化和经历远远超出我和我家人的预期,使我无法简单地下一定论。

  就我个人而言,今天我依然坚定地说,本科去美国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这段经历给我的人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影响日久弥新,我心存感激。

  我所就读的只是美国一所公立大学,州内学生的学费并不昂贵。学校却有近十个图书馆,科系齐全的校医院,免费的一对一心理咨询师,每学生两个辅导员(一个学院的,一个学校的),每个宿舍楼必有食堂、电脑房和自习室。我的学院还规定教授无论级别,每个星期必须有至少四个小时拿出来与学生单独见面。

  最重要的,美国大学对待学术非常认真,这给追求学习质量的我带来了许多快乐与鼓舞。

  我讲这一点并不是评述国内高校不在意学术,相反有些高校似乎极端地在意学术成就。但是当我在与很多国内很好大学的研究生,博士生甚至讲师聊起专业性问题时,他们总是表现出了某种或敷衍或焦虑的态度。相比美国高校的教员,他们做学术的动机总是缺乏某种真实的纯粹性。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兴趣点不是在他们的专业本身,却是在很多更务实的事务上。

  而美国的大学在这方面要好很多。我的教授和同学对自己所学都有发自内心的热忱。就好像我们总是评论为什么美国的学生不作弊,而亚洲地区的学生很喜欢舞弊。其实这一点我不认为与习性有关,却是与大家上学的目的不同有关。

  中国大学里大概很多人并不想要学习,但好的成绩结果毫无疑问可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益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作弊成为一种获得优异结果的简便手段也不难理解。

  而我在美国念书时,周围的中国学生大部分勤学好问,也很少有人会去作弊。大家的心态都一样:我们真心实意地希望在美国念书的时间是学有所得、不负自我的。在这种思路下,作弊不仅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更是一件侮辱自我的事。

  在这样一种对学术认真、对自我负责的环境中,我在美国念本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积极的热情,这种热情在国内的高校里太容易被打击了。以至于很多国内顶级高校的,拥有学术追求的学生们在念完本科或研究生之后,都纷纷选择出国深造:仿佛国内的高校就不是设立给大家做学术的。

  以前我是一个对“小留学生会有心理问题”论调嗤之以鼻的人,我认为说这话的人完全是出于嫉妒,没安好心。但现在回头看,较早出国留学的经历确实造成了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精神焦虑且思维混乱,或被称为“自我身份认同障碍。”

  我必须得说,其实这种改变对我人生的影响才是最大最重要的。但因为这种改变过于微妙,国内很多家长难以理解,或觉得相比于成家立业等事,这种情绪无关紧要。因此我想在这里举出几个例子来陈述我出国以后的生活变化。或是或非,或好或坏,留有大家斟酌罢。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改变是我在美国的第二年。我去一家华人糕饼店买零食,那家店里放着汪峰的《怒放的生命》。听着那个歌词,我整个人尴尬癌都犯了。那句歌词我还记得:

  我无法想象在美国会有一个人这样去做:他的音乐创作只是为了宣告他是一个如此自命不凡又野心勃勃的人。而他的理想中没有任何服务他人,贡献社会,激励青年的意愿。换句话说,这首歌当时在我听来简直就是毫不遮掩地在马路上呐喊内心膨胀的欲望。

  不过话又说回来,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是我高中时的励志歌曲,只是在美国呆了两年以后,我已经完全不能理解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情绪了,甚至是反感和排斥。我不知道我怎么了。

  而后来我回国又遭遇了两次印象深刻的逆文化冲击。有一次很简单,大概是我买了面包,香蕉和咖啡作为晚餐。这件事被我妈知道了,她非常焦躁。而我发现,我怎样都无法告诉她我吃过晚餐了。

  因为在她脑海里,没有吃炒菜加热饭就等于没有吃东西。如果我试图解释,她就会说:“哎呀呀,出去念书这么久,连吃饭都不会照顾自己,我看看你有什么用。”

  这样一来,我又会觉得很尴尬。首先我觉得她说话的方式其实是令我不舒服的;其次我也不能对她说:“只有中国人才是需要吃饭加菜作为正餐的规范的。”我希望母亲尊重我的生活方式,但我知道这种要求尊重都会使她感到受伤。所以我只会对她说:“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嗯嗯嗯。”就这样,我们开始起了隔阂。这种隔阂倒不是一种恶意,只是我们不再亲密。

  另一件事是回国后,我曾经参加一个大概是讲《易经》的讲座。那时我真诚地认为其中一个讲员的观点出现了逻辑谬误,于是我当场问了他一个问题。我绝对是以尊重的口气和平和的话语提出了一个客观的、知识性的问题。那个讲员无法回答,而且差不多要掀桌子走人。我很不能理解。

  后来讲座结束,一个参加者(北大学生)跟我说,“你不能真的问他问题,你只能顺着他的观点问他,给他机会把他的观点再说一遍。不然你真的问他问题,他答不上来,你就是拍了他的面子。”

  那时我内心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因为发现我认识中国的角度开始变得很局外。这种微妙之处在于,即便从今往后我开始学习如何做一个不拍人面子的人,我也不可能再是一个以这种文化习惯为生命的人了。

  留学使我的价值观已经崩塌到无法衡量一件事情的价值了。留学塑造了我崭新的人格。我当然没有完全融入西方社会,但现在我也融入不了中国社会了。然而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我很快乐,也很自由。

  这样讲很模糊,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个非洲的酋长,在北京的大街上走着,大家会崇拜他吗?不会吧。一个打赢了越战的美国将军,中国人会认可他的功勋吗?不会吧。 一个中国成功的核物理科学家,美国人会称赞他吗?也不会吧。

  这就是“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因为一个人长期远离了他所在的社群,那么他的“成功”或者“不成功”就不知道是给谁看的了。衡量一个价值只有在认同那一种价值的社群里才有价值意义。

  在我出国以前,和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我做很多事情,当然是给父母看的,又或者是给中国的某种“主流社会”看的。就像我前面写的汪峰的歌,中国主流社会认同它,那么这种歌在中国才有价值。而我现在回中国都怀着“入乡随俗”的态度。我对中国的一切都表示尊重和理解,但回国这些时间,我感觉和在国外生活没什么两样。我以为回国后会拥有的归属感也并没有产生。而当我看到中国人之间或赞扬,或批判中国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回避和尊重。我不会去评论任何一件事情,除非是公交车改道一类与我切身利益相关的琐事。

  而同时,每年七月四号和圣诞临近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念美国。我想念独立日我和我的寄宿家庭在密西西比河嬉戏,直到黄昏我们停下来,在某个能看到独立日烟火的地方买一根热狗,听着草坪上有人搭起临时的舞台唱一些流行或古老的歌谣。

  还有平安夜的晚上,我与同学在五大道闲逛,看圣诞的灯光一点点亮,与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一起充满纽约的街道。十二点的钟声敲响前人们便赶往教堂参加子夜弥撒,直到弥撒结束,我们会说:“我们要去犹太人那里买食物了。”因为圣诞夜只有犹太人的店会开张-这是一种文化印记,不是吗?

  ▲实习的时候,在玛卡莱斯特学院(一所文理学院),看见希拉里在为自己拉选票

  回来中国以后,没有人再与我分享这些过往的记忆了,没有人能听懂我有关犹太人,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如何变成美国人的玩笑。我甚至不能在国内提及这些事情。我只能把这些偶尔出现的情绪埋在心底。我的情绪是真诚的,但也确实是令我自己都感到尴尬的。

  作为一名留美的文科生,也可能因为专业的缘故,我比我身边学习商科或理工科的留学生“西化”得更为深入。我在美国学习历史时,学过很多英国史。我常常被教育,“学习英国史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得成为美国公民。”教授也对我们讲:“英美文明是最伟大的文明,因为只有我们的先人说出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私有财产保护)的陈述。”我当时对此不屑一顾。

  在我美国本科毕业的那一年,我选择了回国。一部分原因就是听了太多欧美人自我中心的论调。那时的我很怀念中国。

  但是在我回国之后,每当我的个人财务被一些长辈和上级没有边界地支配时,我的脑海中就会不自觉地想起这句话:“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我的内心就会很酸楚。这些古老的英国俗语就像儿时唱过的童谣,在我人生出现些许不满和无奈的时刻里给我提供了遥远却深沉的安慰。

  所以现在的我像很多海归一样,把自己定义为“世界公民,”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尴尬和矛盾。但其实“世界公民”的意思是,世界已经没有我的家乡了。

  后来我开始与自己和解,留学生之父容闳的那本《西学东渐记》成为了我的枕边读物。现在我把所经历的一切都当作人生的必然,也相信所有事情的意义。我的留学经历塑造了今天的我。而今天我将我这些年的实际经历和心路历程记录在下,希望能给还在犹豫要不要将孩子送去美国念书的家长朋友们一点真实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