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后才明白不要让亲情留遗憾(催泪美文

  我和家萱在一个浴足馆按摩,并排懒坐,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一面落地大窗,外面看不进来,我们却可以把过路的人看个清楚。

  这是上海,这是衡山路。每─个亚洲城市都曾经有过这么一条路──餐厅特别时髦,酒吧特别昂贵,时装店冷气极强、灯光特别亮,墙上的海报一定有英文或法文写的“米兰”或“巴黎”。最突出的是走在街上的女郎,不管是露着白晰的腿还是纤细的腰,不管是小男生样的短发配牛仔裤还是随风飘起的长发配透明的丝巾,一颦一笑之间都辐射着美的自觉。她们在爱恋自己的青春。

  家萱说,我记得啊,我妈管我管得烦死了,从我上小学开始,她就怕我出门被强奸,每次晚回来她都一定要等门,然后也不开口说话,就是要让你“良心发现、自觉惭愧”。我妈简直就是个道德警察。

  我说,我也记得啊,我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放肆”。那时在美国电影上看见演“母亲”的讲话轻声细气的,浑身是优雅“教养”。我想,我妈也是杭州的绸缎庄大小姐,怎么这么“豪气”啊?当然,逃难,还生四个小孩,管小孩吃喝拉撒睡的日子,人怎么细得起来?她讲话声音大,和邻居们讲到高兴时,会笑得惊天动地。她不怒则已,一怒而开骂时,正气凛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

  会啊,我说,譬如有一次带她到乡下看风景,她很兴奋,一路上说个不停:这条路走下去转个弯就是我家的地,或者说,你看你看,那个山头我常去收租,就是那里。我就对她说,妈,这里你没来过啦。她就开骂了:乱讲,我就住在这里,我家就在那山谷里,那里还有条河。

  我才明白,这一片台湾的美丽山林,彷佛浙江,使她忽然时光转换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她的眼睛发光,孩子似的指着车窗外,佃农在我家地上种了很多杨梅、桃子,我爸爸让我去收租,佃农给我一大堆果子带走,我还爬很高的树呢。

  她眼神茫然,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很小声地说,我我妈呢?我要找我妈。

  家萱的母亲住在北京一家安养院里。开始的时候,她老说有人打她,剃她头发,听得我糊涂──这个安养院很有品质,怎么会有人打她?家萱的表情有点忧郁,“后来我才弄明白,原来她回到了文革时期。年轻的时候,她是工厂里的出纳,被拖出去打,让她洗厕所,把她剃成阴阳头──总之,就是对人极尽的污辱。”

  “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我自己写了个证明书,就写某某人工作努力,态度良好。”

  我不禁失笑,怎么我们这些五十岁的女人都在做一样的事啊。我妈每天都在数她钱包里的钞票,每天都边数边说我没钱,我的钱到哪里去了。我们跟她解释说她的钱在银行里,她就用那种怀疑的眼光盯着你看,然后还是时时刻刻紧抓着钱包,焦虑万分。怎么办?

  我于是打了一个银行证明:兹证明某某女士在本行存有五百万元,然后下面盖个方方正正的章,红色的,连盖好几个,看起来很衙门,很威风。我交代印佣:“她一提到钱,你就把这证明拿出来让她看。”我把好几幅老花眼镜也备妥,跟银行证明一起放在她床头抽屉。钱包,塞在她枕头下。

  按摩完了,家萱和我的“妈妈手记”技术交换也差不多了。落地窗前突然又出现一个年轻的女郎,宽阔飘逸的丝绸裤裙,小背心露背露肩又露腰,一副水灵灵的妖娇模样;她的手指一直绕着自己的发丝,带着给别人看的浅浅的笑,款款行走。

  谈及华为任正非、联想柳传志这些科技公司的大佬,总会让人油然而生一股尊敬感,作为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前辈和先驱,如今他们已经站在这个行业的顶端,居高临下的地位让很多人羡慕不已,但是不要忘了,他们在摸索前行中经历的苦难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下面,我们就通过华为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来感受下那一代人所经历的辛酸苦楚。文是老文,却依旧值得细细品味。另附联想柳传志的读后感,同样值得一读。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

  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打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

  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告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唠唠家常,却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妈妈打一个电话。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她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

  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1995年,我父亲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父亲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父亲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衬衣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我们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如果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高三快高考时,我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

  高考前三个月,妈妈经常在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就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当时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

  我当年穿走父亲的皮鞋,没念及父亲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