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校长专栏|阿赫玛托娃:斯多葛式的忍耐力和女性英雄主义(圣彼

  原标题:董校长专栏|阿赫玛托娃:斯多葛式的忍耐力和女性英雄主义(圣彼得堡行追忆之一)——上

  今年5月,一本书把我引向了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我在那里疾走了一天。书是精神农具的集合体,犁、耙、锄、镰各具所能。有的书,我出于幽幽的心理,像鼹鼠一般安静去阅读,以期找寻对我的生活状态合理性的求证。譬如乔凡尼的《博尔赫斯的不幸婚姻》,这本书使我孜孜以求的这种合理性一跃而具优美性了。我认为,那些以为林肯因为家有悍妇而获智识长进的人,应该明白除了供奉国家,他的私人生活了无生趣,甚至缭乱不堪。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得以继续嘚瑟我现有的无羁。我像一团火球,或一个滚雷,或一道闪电,不定时、无预兆地,在天际边任一地方闷声炸响、闪亮。这种自由畅快,远大于每当飞机徐徐降落在万家灯火我的城市时刻归来的惆怅。

  然而,我读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却是出于真正的热爱。我仍要提及这是主席书单里面有的书,只不过我读到它比这个发现要早。老实说我喜爱布罗茨基这个出身于圣彼得堡的俄裔美国作家要胜于其他一切俄罗斯作家,也许仅次于列夫•托尔斯泰。这本书给了我文字、思想、经历的三重力量,这种力量对于苦难的俄罗斯乃至世界民族在一个无妄之灾随时降临的时刻都是需要的,即便是在今天,它也有某种昭示以唤起抗拒非难的神性。布罗茨基作为有自己的逻辑路径、行文风格而卓尔不凡的英语散文大师所呈现的语言魅力,则是这种神性的一个容器。

  ▲《小于一》初版于2014年9月,当年横扫国内所有年度好书榜单,次年1月已获得第4次印刷。译者黄灿然在《后记》中写道:他想翻译这本书已有20年的时间,他认为这是20世纪最好的随笔集,而不仅仅就是一位诗人批评家的随笔集。“任何读者都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很多东西,不仅可作为文学力量和人格力量的参照系,而且可作为一个高标准,来衡量自己和别人写作的斤两。至少,受到这本书的洗礼,我们就不会对那些不管是流行作家还是精英作家的文章太过在意,这可省去我们很多时间。”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杨铭宇针对目前俄语文学在中国回暖的现象说:“这个回暖是从布罗茨基的《小于一》开始的。”黄灿然的译文非常干净、雅致,也是这本书大受欢迎的原因。

  《小于一》首篇《哭泣的缪斯》(如果不算那个带自传性的开篇的话)专门写到安娜·阿赫玛托娃。这是布罗茨基最喜爱的两位被认为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女诗人之一,另一位是茨维塔耶娃,1941年在极度绝望中自镒身亡,他悭缘一面。布罗茨基第一次见到阿赫玛托娃是在其仍不失高贵、优雅的晚年,其后侧立身旁,深得她的青睐。

  ▲阿赫玛托娃有着极度的美貌和诗歌的禀赋,她庄严哀伤的神情也非常打动人心。

  尽管在其晚年相遇,布罗茨基仍在文章里赞不绝口写出了她年轻时的美貌:“她的美貌无疑是惊人的。五英尺十一英寸,黑发,皮肤白皙,淡灰绿色眼珠如同雪豹眼,身体苗条且难以置信地柔软。”她的美在她生前就以各种艺术手法反复描绘过了,“其数目大概要比她自己的作品集还多”(布罗茨基语)。她的传记作家伊莱因·范斯坦对她的描绘是:“她优雅的的苗条达到有菱有角的程度,腰板笔直,举止高傲。脸上颧骨高耸,有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和柔软的嘴唇。黑头发披在脖子后,前额留着一绺刘海。她的面容有一种经典的完美……当她披着披肩往舞台一站,那种奇异的沉着的高贵与她的形象和谐地融合起来。”诗人和批评家格利戈里·阿达莫维奇说:“今天人们回忆起她时,他们常说,她很漂亮。她不是漂亮,她是比漂亮还漂亮……”另一位诗人和批评家尼古拉·涅多布罗沃更说:“不能用简单的漂亮二字来形容她,她的外表非同寻常,应该为她作一幅莱奥纳多式的画,亨斯伯式的油画肖像画、水胶颜料圣像画,更应该把她放在一幅描绘诗歌世界的马赛克壁画的最重要位置……”

  ▲右图是堪称20世纪意大利最杰出的艺术家阿梅代奥·莫迪利阿尼1915年在巴黎为阿赫玛托娃所作画像中仅存的一幅。莫迪利阿尼一共为阿赫玛托娃画了16幅素描。在这些画像中有阿赫玛托娃地躺在床上,人们由此猜测他们关系的亲密。右边这幅画曾跟随阿赫玛托娃从列宁格勒疏散到塔什干,战后回到列宁格勒又重新挂到了寓所的墙上。短命天才、天性高傲又有着病态的纯洁的莫迪利阿尼画风过分狂热和放肆,一生为穷困、酒精、毒品和肺结核所困扰。他和阿赫玛托娃在巴黎约会时,甚至没钱坐到需要收费的位子上。1920年1月25日,仅仅来到世界36年的他离开了人世。在他的葬礼上,他的妻子珍妮·赫布特尼从6层楼上跳下,摔死在人行道上。2015年他的一幅《侧卧的裸女》以1.7亿美元的价格拍出,为中国上海收藏家刘益谦夫妇收入囊中,这是史上第二高的艺术品拍卖价格。

  ▲阿梅代奥·莫迪利阿尼(1884—1920)和珍妮·赫布特尼(1898—1920),赫布特尼本身也是一位艺术家,为莫迪利阿尼殉情时腹中怀有9个月大的孩子。他们的大女儿珍妮·莫迪利阿尼成年后投身父母的研究,写有《莫迪利阿尼:人与神话》一书。

  ▲先锋艺术家、立体派画家纳坦·伊索耶维奇·阿尔特曼(1889—1970)为阿赫玛托娃作的画,传神地表现了阿赫玛托娃的贵族气质。

  她应该是阿玛尼(阿玛尼的黑白分裂性挺符合她的性格色彩)或可可·香奈儿那样的时尚教父、教母旗麾下旁若无人、睥睨一切的高贵model吗?不,她是诗人。她的本名是安娜·戈连科。当她要在17岁时发表一组诗的时候,她的父亲,一个海军工程师,把她叫到跟前,告诉她,虽然不反对她写诗,但希望她“不要玷污一个受尊敬的好名字”。时适“人们皆认女人写诗荒唐”的年代,她父亲显然把家族的声誉看得比女儿的天智发光还重要。这就是安娜·戈连科这个成吉思汗的后裔用了安娜·阿赫玛托娃这个笔名的原因。对于父亲,阿赫玛托娃曾经直言不喜欢,但从改名字这件事看,她一贯的、惊人的忍耐力从中显示了出来。

  阿赫玛托娃1889年出生在敖德萨,她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圣彼得堡度过,和普希金一样在皇村长大。她11岁开始写诗,诗名雀跃于20岁多一点的年龄,在25岁时已出版了两本诗集,好评如潮。她的诗和一个叫阿尔梅的诗歌流派紧密联系在一起。

  “阿尔梅”一词源于希腊语,含“巅峰”“顶级”之意,这个流派追求诗歌的新意、美感和感染力是其鲜明的特征。阿赫玛托娃清新委婉的亮丽笔触打破了当时象征主义的艰深晦涩,“有从普希金延续下来的经典型优雅,也蕴涵了源自她本人戏剧化的人生激情”。她早期的诗歌通常句子短小,节奏明快,寓意丰饶,被布罗茨基标注为“高贵与克制”,一如《海滨公园的道路罩上夜色》那样富有格言诗般的回旋:

  ▲阿尔梅派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小、最杰出,同时又是最悲惨的一个诗歌流派。三个重要成员,两人死于专制统治的胡作非为,一人遭受深重磨难幸存下来。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因为写诗讽刺斯大林获罪二次被流放,最后死于流放地海参崴。他的遗孀将他的诗背诵了下来,直到几十年后他获得平反,这些诗才重见天日。

  如果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才华不能和一个叫尼古拉•古米廖夫的圣彼得堡诗歌天才联系一起,那是从何而来呢?布罗茨基说,“她属于那种就这么简单地‘发生’的诗人,……她一出现就装备齐全。”确实,她智慧早发。但是阿尔梅派的缔造者尼古拉•古米廖夫就像月球一般,注定是她的寰宇炸飞了的那一块。古米廖夫比阿赫玛托娃年长三岁,是她皇村中学的同学。他也是一个早熟的孩子、有高度独创性有才华的诗人,信奉尼采。他的诗歌成就使得俄罗斯诗歌史如不记载他就非能称得上完备。(俄罗斯文学史甚至称,他是俄罗斯继莱蒙托夫之后最伟大的诗人)同时,他无疑是阿赫玛托娃膝下最痴心的舔裙者。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1886—1921),十月革命前杰出的俄国诗人,阿尔梅派创始人,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剧作家兼翻译,一战期间参加沙皇军队。他对人种学的兴趣以及他去非洲的旅行给他那些著名的诗集《珍珠》(1910)、《篝火》(1918)和《火柱》(1921)带来俄罗斯文学从未见过的异国情调。

  他在阿赫玛托娃13岁的时候就爱上了她,开始追她,没有得到应允,他就自杀或威胁自杀。其中一次自杀发生在阿赫玛托娃把自己的16岁的处女之身草草处理给了一个大她十岁的圣彼得堡大学生。阿赫玛托娃一生中不乏追求者和爱慕者,看起来关系很紊乱,实际上也确实不整齐。这就是要一个风流不羁的天才女诗人,还是一个道德齐备的烧饭婆的问题。而古米廖夫在多次谋害自己性命未果康复之后,收缀起破碎的心灵、打起精神继续写诗,并继续将新诗献给他的女王阿赫玛托娃。比较有意思的是,就在他绝望时,他们还可以无声地站到一起,凝视着海岸。此刻古米廖夫写下的诗句是这样的:

  六年后,1910年4月,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也被飞蛾扑火般的不计后果的执着的爱软化,也有点想通过他进入圣彼得堡文学主流社会的阿赫玛托娃终于嫁给了古米廖夫。(据称是他给她的信中这样一个句子打动了她:“我认为,世间只有与您有关的我才感兴趣”,显然,这个句子在今天仍然大行其道。)新婚后他们去了巴黎旅行,阿赫玛托娃就是在这次旅行中邂逅莫迪利阿尼,和他结下深厚的友谊的。他们婚姻的唯一结果是有了阿赫玛托娃唯一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1912年10月1日出生)。古米廖夫似乎立刻坠入得之厌之的男人的通病的管道中,不用说,对于女神,占有概念和占有躯体的过程走的是一个抛物线的下坠端。世间的女子若是知道一个男人为自己寻死觅活的爱情有多感动,那么他的怨恨就有多深的话,就应该明白越是追得久的男人,越不能嫁。但是,这样理解古米廖夫很肤浅,阿赫玛托娃也是要在古米廖夫被枪决之后才能真正理解他的世界比他们的蜗居要大得多。

  现在只不过是古米廖夫的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再次发威,他是个诗人,他打小就崇拜尼采,要做强者、勇敢者。对阿赫玛托娃的一往情深是他激情人生的间歇曲。他的本性表现就是离家出走(在儿子出生四个月之后),到非洲打猎(他是第一个把非洲美景写进诗里面的俄罗斯诗人),航海,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士兵升到少尉,寻找其他的“挚爱”,在外久滞不归,留下阿赫玛托娃在家写诗哀叹她平庸的婚姻。古米廖夫那些风流韵事不能撼动她有点苦涩但大体安宁的心,“热恋中的总有诸多要求!/不再爱的啥要求也没有。”这样生活了八年,他们的婚姻便走到了尽头。古米廖夫把她归结为“一个女巫,而不是一个妻子”。但日后他不止一次说阿赫玛托娃始终是他的最爱。

  阿赫玛托娃的悲剧之一是她的世俗生活罕见的遭遇,两任丈夫都死于专制统治,儿子屡入牢狱。1921年,35岁的古米廖夫卷入反布尔什维克的反革命案,遭到逮捕并很快被枪杀。古米廖夫是一个政治上不怎么活跃的人,为人天真、倔强。他甚至在牢里和看守聊起与被了的沙皇一家的关系,称赞皇后和两个女儿的美丽、善良,几位公主也很爱戴他,对他的很多抒情诗能够倒背如流。这就捅了更大的炉子。据说高尔基曾经为他向列宁求情,“因为他对俄国文学意义重大”。一种说法列宁没有给高尔基面子,一种说法列宁答应了宽恕,但圣彼得堡当局知道这个消息后,就急忙立刻执行了对古米廖夫死刑的判决。“没有写过任何反苏维埃的诗,一行也没写过”的古米廖夫在死后70年获得平反,但有好多年甚至没有找到他的墓和遗骨。

  在古米廖夫被枪决的1921年8月25日后,悲愤的阿赫玛托娃写下这样的诗句:“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不能从雪地站起。/被刀扎了二十八处,/又被枪击了五处。/……俄罗斯的大地嗜好、/嗜好着斑斑血迹。”她害怕,所以把这诗的写作时间提前到1914年。还有:“泪痕满面的秋天,如一位寡妇/身穿黑色的衣服……”她作为反革命离异的妻子,列夫•古米廖夫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儿子,从此沦入深重的苦难生活和悲惨的个体命运。这也是她在1918年苏维埃成功夺取政权之后不愿,同时也鄙视那些逃离俄国的人的必然结果。

  彼时,阿赫玛托娃正经历她“比第一段婚姻还要糟糕的婚姻”,对方是头顶着光环的著名的亚述学家兼诗人希列伊科,后者令她成为一个拙劣的厨娘和平庸的妇人。她要在半夜起床为通宵达旦工作的希列伊科沏茶,白天为他誊录口译。即使他们处于冻馁的边缘,他把钱也都花在烟、茶上,“在茶饮里烧掉她的诗”。这可能是为了修复她“既不是贤妻也不是良母”的形象,也可能是出于委曲求全,总的来说,是她自愿的。从1918到1926八年间,阿赫玛托娃几乎没有创作诗作,少有的诗句是“对我来说,丈夫是刽子手,夫家是牢狱”。她相信如果不离开希列伊科,她会忘记如何写诗。但即使她和希列伊科分开,他们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在与希列伊科正式离婚之前,阿赫玛托娃和经常看望她的文艺理论家、散文家普宁产生了感情。彼时,他们两人同时都拥有自己的情人,有时候,是紊乱的三角关系(普宁更甚),这使得他们接下的非可描述的男女之间的关系不足为奇。早在1914年普宁就于阿赫玛托娃有过点头之交,他记下了她的“奇异,美丽,苍白,永生和神秘”;1920年7月他再次邂逅阿赫玛托娃,却怯于和她搭讪。而现在,实际上就是1922年开始,他们关系非同一般,并且是阿赫玛托娃主动送上门的。当她坐在12月的圣彼得堡空寂的屋子里没有火、乱糟糟的炉子前,他去看她,生起火,陪她聊天,带她到夏宫去散步,为她点上圣诞树……这会儿,她的爱经就来神了。

  当时的阿赫玛托娃处于走投无路的窘境,“身穿的是破衣裳和别人的衣服”,“提着同一个小提箱……小提箱没锁,为了不散架只好用皮带捆着。她只有一顶旧帽子和一件轻便大衣,不管什么天气都穿着它。”她居无定所,作为无家可归者从一个朋友家流浪到另一个朋友家。1925年在斯大林的倡导下作出了禁止出版她的诗作的决议,这样,她就没有收入,靠希列伊科的救济金和好心人的接济过活。一当她有了点钱,就寄钱给母亲、孩子和古米廖夫的第二个妻子安娜•恩格尔哈特,甚至偶尔倒过来还给希列伊科寄钱,他们虽然分分合合,关系却一直不错。有时候,她甚至连乘电车的7戈比都付不起。不过,尽管她和普宁看起来像恩爱的一对,1925年11月她搬进他在封坦卡的家时用的是房客身份,每个月房租要用去别人为她好不容易争取的60卢布退休金中的40个卢布。

  ▲封坦卡的寓所现在是阿赫玛托娃博物馆。在苏维埃革命前,它是上流社会人士居住的,在阿赫玛托娃搬进来已经破落。如果不是大门口两扇生锈的铁门上挂着的画像,我也很难找到阿赫玛托娃博物馆。(摄影:董校长)

  ▲许多他们用过的家具原样留了下来,只有一张桌子和扶手椅属于阿赫玛托娃。(摄影:董校长)

  ▲厨房看起来像“农家乐”的厨房,隔壁住着替普宁一家照料生活的斯米尔诺娃一家,另一边是普宁的冲洗照片的暗房。(摄影:董校长)

  ▲在这个搁物架的第二层有一只手套,这是有深意的。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有一个名句广为人知:“我竟把左手的手套/戴在右手上去。”这个“物品”是为了应景特意放在这里的。(摄影:董校长)

  她既是伴侣又是助手,没休止地为普宁准备上课的材料。这是一段奇特的关系,普宁既没有和妻子安娜•阿连斯离婚,也没有和阿赫玛托娃正式缔结婚姻。他们,还有普宁和阿连斯的女儿伊琳娜同住一个屋檐下,小心翼翼处理他们微妙的关系和收敛他们各自的痛苦。这种平衡的关系直到阿赫玛托娃的独子列夫的到来才被打破。

  1928年,16岁的列夫离开祖母来到封坦卡与母亲和普宁一起居住。“……应该说,我住在普宁的寓所觉得很难受,因为我不得不在走廊的箱子上睡觉。走廊没有供暖,很冷。妈妈只在教法文时才把注意力放到我身上。”“普宁取走了妈妈的食品配给卡,禁止她供应我午饭,宣称‘他不能养活整个城市’。”这是列夫日后的回忆。阿赫玛托娃的传记中经常可以看到普宁对列夫的刻薄、憎恨、嘲讽的描写,甚至说有一回普宁坚持桌子上的奶油只给女儿伊琳娜一个人吃,而阿赫玛托娃对儿子的窘迫爱莫能助。阿赫玛托娃的友人埃玛·格尔什泰回忆,有一次她与普宁、阿赫玛托娃和列夫同坐在一张桌子上,聊起“不喜欢工作的人”。普宁的妻子说,“我不知道谁是这儿吃闲饭的人”,“列夫和阿赫玛托娃立即挺直了腰杆。有好几分钟我啥也看不见,除了这两位高傲而又受委屈的人……”

  ▲阿赫玛托娃博物馆现在经常举行诗会,参观的人围坐一起听讲解员讲解。我一句也听不懂,翻译小罗在忙着给我拍照。(摄影:罗静)

  即使这样,他们每个人都无处逃逸。1938年阿赫玛托娃和普宁“分开”,(所谓“分开”,就是她和安娜•阿连斯互换房间,阿连斯重新回到普宁身边。两个女人在搬东西时,普宁啥也不干,只是静静地看着,接受新的安排)因为无处可去,仍然住在普宁在封坦卡的寓所,一直到1953年普宁去世。

  阿赫玛托娃的遭遇不仅在她的禁言、诗歌得不到发表,更在她儿子列夫的四次被捕和前后长达十五年的牢狱生活。列夫第一次被捕在1933年,在向中亚学者埃伯曼请教问题的时候被秘密警察抓走,关了九天放出,但埃伯曼从此人间蒸发,应该说列夫是受牵连的;第二次是1935年秋和普宁一道被抓,据说这年5月在一次家庭聚会中,普宁使用自创的化学闪光来照相,其闪光声音之大令人吃惊,普宁得意地、开玩笑地说用这种相机可以刺杀斯大林,结果被一个经常来串门的朋友告发。阿赫玛托娃通过关系给斯大林转交了不卑不亢的信,信的末尾写道:“我请求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把丈夫和儿子还给我,我相信,您这样做以后谁都不会感到后悔。”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冒着风险也给斯大林寄了一封同样请求的信件。结果是,斯大林罕见地表现了仁慈,在阿赫玛托娃的信件上批示:“雅戈达同志,把普宁和古米廖夫从拘禁中释放,并通报执行。约•斯大林。”

  接下来,列宁格勒大学拒绝有志成为历史学家的列夫回校继续念书,阿赫玛托娃的退休金被剥夺,普宁有了新欢。阿赫玛托娃的诗句既悲伤又愁苦:“我在你家里讨生活/夜里我只听到吱吱声……”1937年1月,在普宁和历史系主任拉祖尔金的帮助下,列夫回到列宁格勒大学念书并多次通过了考试。不久,拉祖尔金和妻子一起被捕,在审讯的过程中被枪杀,尸体推出窗外,从而造成自杀的假象。在大清洗年代,依照最高领袖的指示,犯人一定要签署认罪书,如果不从,就拿他们的家人做威胁。因此,布哈林在狱中给斯大林写的信中写道:“大清洗有着某些伟大而敢于创新的政治思想。”不用说,这位斯大林曾经的战友,杰出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革命家、经济学家不久后就尝到了他的揶揄带来的苦果。获罪成为普通人政治生活的家常便饭,1938年,列夫在听历史系蓬皮扬斯基教授的报告时,对其攻讦、诬陷自己父亲的言论进行反驳,结果导致后者的告发而再度入狱,在受到殴打之后,被判刑十年(后改判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罪名最后升级为受母亲的教唆谋杀列宁格勒市委的领导人安德烈•日丹诺夫。

  从此,在列宁格勒监狱长长的探望犯人队列中,多了一个年近半百的妇人,可怜地请求士兵把食物包裹捎给她的儿子,并打探他的消息。有一次,一个嘴唇发青的女人在她耳边悄悄问:“您能把这写下来吗?”她说:“能。”于是,那部著名的组诗《安魂曲》诞生了。这首组诗被她和她的朋友背诵了下来,直到许多年后才公开发表。她对儿子命运的担忧在质问君主(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指的谁)的哀歌中体现出来:“你和你的儿子,在我的/儿子身上尝到了什么?”有一阵子她无法知道列夫的任何消息,“我吻遍了所有布维什维克大员的靴子,只为了知道他是否活着。”

  1941年爆发的苏德战争中断了斯大林杀人的兴致。阿赫玛托娃被从列宁格勒疏散到塔什干,1943年她接到列夫喜气洋洋的来函,他在诺里尔斯克服刑期间被允许学习地质学,不期然地成为一名优秀的地质学学徒,刑满后他加入了军队到前线作战,一直打到柏林附近。战后,阿赫玛托娃和儿子重逢在圣彼得堡。阿赫玛托娃似乎时来运转:加入了作协,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诗集获准出版,养老金恢复并涨到700卢布。但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将她打入深渊。